马林诺夫斯基诗8首

在早期新诗陷入艺术发展的困境，面临一种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闻一多和梁实秋，实际上充当了新诗坛内部一场大规模论争的揭幕者的角色。他们对《冬夜》、《女神》、《草儿》、《繁星》、《春水》等早期新诗集的批评，已不再是此前普遍存在的那种同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温和文字，也不同于同时期创造社成仿吾等人出于某种话语权的派系争夺目的而做出的全盘清算[3]，而是在一定艺术标准的观照之下，有褒有贬，显得较为中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中也不乏意气之辞，然而这些批评却开始对“新诗”的一些本体性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思考。譬如，梁实秋在《〈草儿〉评论》里写道：“……往往最不合艺术原则的作品，反倒是最时髦，最能流行一时。一般鉴赏家炫于其新，不暇按其究竟，妄信盲从，非陷于不可救药不止。即以我国新诗坛而论，几无一人心目中无《草儿》，《冬夜》者，后起之作家受其暗示于传染者至剧；……若以《草儿》比于我国新诗坛之先驱者，则诚有待于一般批评家为之重新估定价值之必要。”在这里，我们不难注意到，在梁实秋看来，“新”不再是评价“新诗”的一元指标，而是应该代之以某种更为有效的艺术原则。这就是闻、梁等人对“新诗”的既有成绩进行“重新估定价值”的出发点。“艺术原则”是闻、梁早期新诗批评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和梁实秋的联合，实际上在具有北大背景的胡适系诗人和凭借《女神》异军突起的郭沫若之外，构成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开辟了早期新诗的一个新的话语场域。在两者的结合中，闻一多无疑是核心，梁实秋则是其坚定有力的鼓呼者和支持者。

二

根据闻一多的自述，他写作“新诗”批评文章的最初缘由，是为自己日后正式出版新诗集《红烛》作一种必要的铺垫：“什么杂志报章上从得未见过我的名字，忽然出一本诗，不见得有许多人注意。我现在又在起手作一本书名《新诗丛论》。这本书上半本讲我对于艺术同新诗的意见，下半本批评《尝试集》、《女神》、《冬夜》、《草儿》……及其他诗人底作品。……我很相信我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郭沫若（《女神》底作者）则颇视为劲敌。一般朋友也这样讲。但虽然有这种情形，我还是觉得能先有一部著作出去，把我的主张给人家知道了，然后拿诗出来更要好多了。况且我相信我在美学同诗底理论上，懂的并不比别人少；若要作点文章，也不致全无价值。”尽管后来闻一多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新诗丛论”计划，不过，透过这段颇为自负的自白式文字，我们仍然不难发现闻一多对于“新诗”的诗艺和美学诸方面的重视。事实上，此前在清华文学社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闻一多在其所作的英文研究报告中，就对于当时流行的那种忽视诗歌形式要求的“新诗”作品，表露出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后来在闻一多的批评文章中得到不同角度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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